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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改革遇到了什么?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韩永 2015-04-18 11:26:30 版权声明


在深圳改革的历程中,中央和深圳的改革动力是两条贯穿始终的主线:当两者都发挥正效应的时候,改革就很出彩;当其中之一“卡壳”的时候,改革就很迟缓;当两者均失去动力的时候,改革就不可避免地陷入了停滞。在特区的光环逐渐消褪、改革很难再独领风骚的背景下,深圳的故事需要一个新的由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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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港拥有国际先进水平的集装箱码头中央调度系统,可以操作目前世界最大集装箱船舶等先进机械设备。
摄影/Michael Christopher Brown


        深圳:改革遇到了什么?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韩永

  
  “一把手”的任命,让深圳再一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3月26日下午,深圳市召开全体领导干部大会。广东省委组织部长李玉妹在会上宣布,马兴瑞接替一个半月前当选广东省政协主席的王荣,成为深圳市第十一任市委书记。
  
  马兴瑞还有一个职务,是广东省委副书记。以这一职位兼任深圳市委书记的,此前还有三人:张高丽、黄丽满和刘玉浦。不过,马兴瑞与他们的区别在于,上述三位在任职深圳市委书记时,均是中央候补委员,而马兴瑞早在2012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八大上,已经当选为中央委员。
  
  这也是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包括深圳在华南地区的“老对手”、广东省会城市广州市——的“一把手”中,唯一的一位中央委员。基于这一任命在纵横两个坐标上的独一无二,有人推测,深圳有可能在副省级城市的基础上升格半级,成为中国第五个直辖市。
  
  但也有人认为,这只是深圳的一个良好愿景。在特区的光环逐渐消褪、改革很难再独领风骚的背景下,深圳的故事需要一个新的由头。但当下的深圳,其所处的时代背景和发展动力,早已今非昔比。

 
 
  改革是一桩划得来的买卖
  
  1987年底,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所副所长徐景安,应时任深圳市长李灏之邀,离京赴深,就任深圳市体改委主任。
  
  徐景安发现,在北京还在为一些理论问题争论不休时,深圳在实践上已经走出很远。在他到任的前些天,中国土地“第一拍”在深圳落幕。一块面积8588平方米的住宅用地,最终拍出了525万元,比起拍价高出325万元。
  
  这是一场举世瞩目的拍卖。对于国内大多数城市来说,“拍卖”还是一个相当陌生的词汇,甚至有一些意识形态的敏感。时任深圳房管局副局长骆锦星说,当时批评的声音很多,既有来自于国内的其他地方的,也有来自于中央的部分领导的。国家经委的一位副主任,说此举“出卖国家领土,是为资本家服务”。
  
  这一情景,在改革疾行的80年代的深圳频繁上演:率先向香港商人出售土地使用权的深圳前市委书记梁湘,被有些人批判为“20世纪80年代的李鸿章”;一篇名为《旧租界的来由》的文章,在北京和深圳的圈子里广泛传播;主政蛇口的袁庚提出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的口号,在很长时间内被扣上了“姓资”的帽子;李灏在离京赴深前,说了一句颇具悲壮色彩的话,“我要上前线了”。
  
  但当时整体贫困的时代背景,又让这场改革积累了势不可挡的能量。数据显示,1980年,中国的人均收入相当于西欧1200年的水平,落后了780年。邓小平在第三次复出后针对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连串问号,说明他将此后进行的改革开放的重要性,提高到了与社会主义本质相联系的高度。这些问号包括:“人民生活水平不是改善而是后退叫优越性吗?如果这叫社会主义优越性,这样的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不要。”“什么叫社会主义?它比资本主义好在哪里?每个人平均六百几十斤粮食,好多人饭都不够吃,28年只搞了2300万吨钢,能叫社会主义优越性吗?”“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20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
  
  在1978年9月视察东北三省期间,他还说了一句紧迫感十足的话:“外国人议论中国人究竟能够忍耐多久,我们要注意这个话。”分析人士认为,这种濒临崩溃的紧迫感,加上从社会主义本质出发寻找解决问题答案的办法,容易让找到的答案获得更持久的动力和支持。这个答案就是:发展经济是目标,改革开放是方法,经济特区是路径。
  
  而此时,偏居广东一隅的深圳,还只是一个挣扎在温饱线上的小城。深圳市前副市长邹尔康曾经用几个数字来描述此时的深圳:1979年,深圳的人口是30万左右,与1949年刚刚解放时几乎一样,不是因为出生率低,而是很多人都逃往香港,数量有“有十几二十万”。1979年深圳的工业产值为6000万元,农业产值1100万元,两者相加,还不到2014年深圳GDP的两万分之一。
  
  邹尔康说,当时深圳的马路只有一两条,三四层的楼房只有两三栋。“老百姓都夜不闭户,一是因为民风好,另外也没有东西可偷啊。”
  
  1980年7月,27岁的美国小学教师Demery在深圳街头拍摄了一组照片,照片中是斑驳的街道,身穿蓝布衫头戴渔夫帽的骑车人,还有在铁轨中自由穿行的挑担小贩。而站在视野较好的地方,隐约能看到香港梦幻般的高楼。一条深圳河隔开的两个世界,就像中国与世界之间的距离——在这一点上,中国和深圳有相同的压力与动力。
  
  在要改变现状就必须对现有的制度进行革新,和在这个长期封闭的国家要进行必要的风险防范之间,“特区”应运而生。邓小平对特区的定位,是四个“窗口”,即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以及对外政策的窗口。“窗口”之意,对外意味着学习,对内则意味着复制,而以优汰劣的改革之意,已在其中。
  
  但具体改什么,怎么改,并非长期受计划捆绑的中国所长。于是中央给改革预留的空间,以及地方愿意在多大程度上进行实践,就变得尤为重要。事实上,在深圳30多年的发展历史上,这始终是两条贯穿的主线:当两者都发挥正效应的时候,改革就很出彩;当其中之一“卡壳”的时候,改革就很迟缓;当两者均失去动力的时候,改革就不可避免陷入了停滞。
  
  在1987年,以及前后六七年时间,深圳的改革正处于发挥正效应的第一阶段。当年的土地第一拍,事实上不仅面临“出卖领土”的指责,还涉及到一个违宪的问题。1982年宪法第十条明确规定:“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占、买卖、出租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
  
  深圳“第一拍”的背景,是当时该市的发展突飞猛进,很多项目有待开发,但又苦于没钱。当时,土地使用的运作流程是,政府先对大范围的土地进行“七通一平”,然后根据城市规划和各单位的申请,将土地划拨给相关单位。在这种模式下,土地基本上是无偿划拨,收取的土地使用费远远低于“七通一平”的费用。李灏有一次跟霍英东谈到这个问题时,霍英东给他出了个主意:“土地不就是钱嘛!”
  
  但在违宪的风险面前,一道选择题就摆在了深圳的决策者面前:拍了违宪,不拍没钱,怎么办?李灏的做法是,事要办,但尽量降低风险。他派人到香港考察土地制度,几度邀请专家学者来深圳专题研讨,还到北京面见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彭真和秘书长王汉斌,直陈土地制度的弊端,最终在这一问题上取得了共识。
  
  分析人士认为,这一问题能取得共识的一个前提,是在当时的环境下,不发展是比违法更大的一个风险。深圳市体改委前主任徐景安将其总结为:“有现实的压力逼着往前走。不改,没有活路。”“寻找活路”的改革逻辑,还可以用来解释中国很多的重大改革,比如小岗村的包产到户。
  
  1987年12月1日下午,在土地拍卖举行前夕,现场来了一群特殊的嘉宾。他们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体改委主任李铁映,国务院外资领导小组副组长周建南、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鸿儒,以及来自全国17个城市的市长。这个被很多人形容为“后无来者”观摩团的到来,表明了中央对这种“吃螃蟹”行为的支持。
  
  中央与深圳之间的良好互动,被认为是深圳的改革在90年代中期之前屡屡取得突破的关键。一方面,虽然中央领导在对深圳的态度上并不统一,但邓小平在关键时刻的支持,总能让各种质疑烟消云散;另一方面,深圳通过自己卓有成效的实践,不断丰富着中央决策层对市场经济的认识,进而为将这一经验向全国复制提供了条件。从一定程度上说,中央与深圳之间的关系,有点像前者向后者的“委托试验”。
  
  在这一场试验中,深圳解放了生产力,创造了GDP,经济飞速发展;中央积累了经验,更能决策有据;而民众除掉了枷锁,精神自由之外,还有了更多的机会。在这一过程中获益的上述主体,又会源源不断地向改革输送动力,这又会推动更多的改革。如此一来,便形成了一个围绕改革的良性循环。
  
  深圳市决策咨询委员会委员、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时期,改革与发展之间是一种正相关的关系,“改革就是发展。”无论从哪个方面看,此时的改革,都是一桩划得来的买卖。
  
  深圳此时的主政者,身上都或多或少散发着一些理想主义的气质。这让他们钟情于开创一个新世界,或者完成一份将为后世铭记的事业,从而相对看淡个人的得失。1981年夏天,国画大师刘海粟来到深圳。他对市长梁湘说:“你在深圳特区率先推行市场经济、引进外资,搞好了也会有人说你走的是复辟资本主义道路,假如你把深圳搞糟了,更会有人说你复辟资本主义。反正一顶大帽子正等着你去戴哩!”梁湘回答:“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什么都不怕。千秋功罪,让后人评说吧!”
  
  深圳早期的主政者还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基于改革本身的颠覆性与复杂性,他们习惯于将其当成一场“革命”。梁湘经常说的一句话是:“改革是一场革命,不改革就没有特区的前途。谁要阻挡特区改革的道路,就把谁撤掉。”
  
  爱好看书的李灏,最喜欢的一本书是《旧制度与大革命》。他认为,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代表着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
  
  深圳这一时期改革的成功,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即深圳早期的人口结构,让这场改革没有遇到太大的障碍。2008年,以经济学家樊纲牵头,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做了一个“中国经济特区研究”的课题,总结了十几条经济特区容易复制的经验。其中的一条是:在本地人口较少、外来人口较多的地方,特区的成效更好一些。“当人口以外来人为主的时候,本地人的利益格局很容易被冲破,改革就很容易推动。这也能解释深圳一开始为什么好于珠海、汕头和厦门。”该课题的参与者之一、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特区不特?
  
  1994年,学者胡鞍钢的一篇文章,让尚处于邓小平南巡余热中的深圳,感受到习习凉意。
  
  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欠发达地区发展问题研究报告》。在这篇文章中,胡鞍钢第一次提出了“特区不特”论,并进而对其享有的减免税等优惠政策提出质疑。这篇文章发表于1994年2月。4个月后,胡鞍钢到中央党校给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再次批判了深圳的特权:“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权。”
  
  这位1988年以著作《生存与发展》引起高层关注的学者,看起来要在特区问题上大干一场。他采取的策略除了写文章和讲课,还包括对一些可能与深圳形成竞争城市进行“发动”。当年9月,胡鞍钢到上海作报告。他说,上海的GDP之所以从1978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1992年的第九,就是因为以往税制对上海抽血过多,取之过量,导致发展乏力。言外之意是,中央将取之于全国的财力用于支持特区,深圳特区的发达是以上海等地的衰落为代价的。
  
  这一在公平的名义下为深圳“拉仇恨”的做法,很容易在非特区尤其是与其形成竞争的城市以及落后地区的主政者中引起共鸣。对竞争对手来说,深圳享有的优惠政策,让这种竞争一开始就不公平;而对落后者来说,一个比深圳落后的地区还要为深圳做贡献,是何情理?
  
  与之前长期困扰深圳的“姓资姓社”的争论相比,针对深圳“特权”的批判更具有冲击力。“姓资姓社”的争议虽然让深圳的主政者如履薄冰,但也因其坚持的不易而招来很多同情。
  
  中央成立特区的目的,正是希望将一些接下来有可能在全国推广的做法,在特区“先行先试”,以降低大范围改革的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区的存在有其公益的目的,即其顶着各种指责所进行的试验,主要不是为己,而是为了惠及全国。也是在这个意义上,特区享有各种优惠才有了合理的逻辑。一旦“特区不特”,这一逻辑就可能不再适用。
  
  那么,胡鞍钢所说的“特区不特”是不是一个客观事实?这要从两个方面进行考证:一是深圳已经有的改革,其他地方有没有;二是两者都没有的改革,深圳有没有可能在接下来率先突破。
  
  从第一个方面说,到上世纪90年代中期,那些在上世纪80年代如雷贯耳的改革,比如取消粮票、打破铁饭碗、工程招投标、用工合同制、效益工资、土地使用权拍卖、房地产商品化等,大多已经在全国落地开花,深圳与内地在制度上的落差已经很小。中央高层带领全国17个市长观摩土地“第一拍”的场景,一去不复返了。
  
  这些代表着深圳特区最初十几年荣耀的改革,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改革的风险较低、对生产力都有惊人的释放,大多与挖掘生产要素的潜力有关,基本上都发生在经济领域内,与政治没多大关系。深圳市一位退休的局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些改革要做的最主要的一件事,就是突破意识形态的桎梏。一旦解决了这个问题,这些领域的改革就像是“埋藏最浅的优质煤”,无论是对于中央还是地方,都是“一本万利”的事。所以中央想推,地方也有动力。
  
  但是,当这些具有高度共识的改革完成以后,接下来的改革就要逐渐深入,难度也越来越大,改革取得共识也不再轻而易举。而在这些改革上,中央的态度会更加谨慎,支持的力度会有所变化,地方突破的难度也就随之增加。深圳市上述局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80年代的很多改革,事实上是“事后追认”,即深圳先做,中央事后确认,这让深圳改革的空间与主动性都很大。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深圳想推进的一些改革,不仅很难再事后追认,获批的难度也逐渐加大。
  
  有些获得中央支持的改革,因日渐庞大的既得利益的阻隔,改革的效果也不甚明显。比如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自1981年第一次改革,到90年代中期已进行6轮,但行政机构和人员不降反升。1990年,深圳在特区成立10年后,设立了人大政协,让其在行政管理体制方面最大的“特”不复存在。
  
  深圳市改革办主任乐正,曾在担任该市社科院院长时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深圳市补齐人大政协,是为了更好地与广东省和中央衔接。深圳大学一位参与了该市多项改革的学者告诉记者,深圳市没有人大政协,给上级指令的上传下达带来了很大的难题,这个问题在深圳市规模不断扩大、各种事务日益增多后变得更加突出,于是上级要求其补全架构。
  
  深圳第二任市委书记吴南生,曾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深圳在人大政协上空白十年,初衷是想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留下一定的试验空间。深圳市司法系统的一位前副局长,曾在2008年的一次研讨会上讲述了一段历史:1986年初,他有一次向市长梁湘汇报工作,梁对他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深圳可以搞经济特区,为什么不能搞政治试验?“我就不想设人大政协,把深圳搞得和内地一样。你是搞法律的,应该在这方面想一想。”
  
  1988年9月,这位副局长接到深圳市委主要领导下达的任务,说深圳政治体制改革要先走一步,给全国闯条路子,让司法局和法制局各制定一套方案,并说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于是,他组织了十多位法律界人士,参照美国、英国等国家以及香港、台湾地区的实践,结合中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起草了一个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市委主要领导的首肯,准备呈报中央。但就在此时,香港的一家媒体披露了这个方案。深圳市领导非常恼火,下令追查泄密人,但无果而终,这个方案也中止了。后来,中央要求深圳立刻成立人大政协筹备组。2009年,这位副局长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曾简略地提及此事。
  
  上文提到的深圳局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在“特”字上,深圳的主政者曾经想有所作为,但其与中央之间的偏差已经显现出来。相比深圳一步步深入的改革思路,中央更倾向于更加稳妥的改革思路。于是,特区对于中央的意义有所减弱。有人说,胡鞍钢选择在1994年对深圳开炮,也不是空穴来风。
 
  
  改革改到了改革者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深圳,已非特区成立之初的一张白纸,在经济的体量逐渐做大后,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也变得错综复杂。根据第五次人口普查的数据,到2000年,深圳的人口规模已达700万。特区成立之初以外来人口冲破原来利益格局的改革逻辑,已很难奏效。深圳市委党校副校长谭刚说,人口结构的固化,会带来利益格局的固化,而一旦利益格局固化以后,就很难再产生新的改革的动力了。
  
  2001年到2004年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是这种既得利益的一次集中体现。这次改革的精髓,被归纳为“行政三分制”,即在行政系统内部,按照决策、执行、监督的分工,对政府各部门进行重新组合。这次改革的设计者之一、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这一改革的逻辑在于,只要有公权力,就要有制约和监督。“现在外部监督做不到,只能做内部监督。而内部监督就是行政三分。”
  
  但这场改革在深圳遇到了空前阻力。按照理想的设计方案,决策部门数量在6至8个是比较科学的,可是很多部门并不到一起来。“有的主管领导直接就说,我这三个部门不能动,你能怎么办?”2002年上半年,在一次由深圳市主要领导召集的会议上,一位局长大声质问:“为什么砍掉我们局?”
  
  马敬仁说,现在是改革改到改革者,革命革到了自己头上,而很多此前的改革者,已经成为既得利益者,会千方百计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人动不动就将‘行政三分’往‘三权分立’上扯,实际是想阻碍改革。”
  
  当深圳的改革动力已今非昔比时,改革在深圳成了一件不太容易完成的任务。它很多的时候像是一场难辨输赢的角力,一边是呼唤改革的学者和官员中的开明者,另一边是在此前的改革中不断壮大的既得利益群体。深圳市一位受访学者说,中国的改革逻辑,有时候与革命的逻辑非常相似,越是在经济基础薄弱的地方和时间,越容易激发起充足的动力。而一旦革命成功,就希望刀枪入库。有人把这个现象称为“饥饿原理”。
  
  在胡鞍钢发表质疑深圳的文章一年多后,深圳开始了系统的反击。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在《深圳特区报》头版头条发表专访文章,在介绍该市15年来所做贡献的同时,批评那些主张取消特区的人,是借此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但胡鞍钢也不示弱,又在香港报纸发表了《我为什么主张“特区不特”》一文。《深圳特区报》则陆续发表了《办特区是搞特权吗》《浅议学者与学棍》和《棍子向谁打来》等文章。
  
  事实上,分析双方的观点会发现,虽然双方针锋相对很多个回合,但实际上并不完全在一个频道上:胡鞍钢说的是“深圳不特”,所以特区就没有存在的必要;而深圳真正想说的是我们不是不想特,只是想特而不能,但又不能明说,只好拿自己以前的贡献和邓小平的肯定来抵挡。
  
  这场争论,最终以中央的表态而结束。在1995年9月份国务院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国家财政部部长兼国家税务总局局长刘仲藜表态说,中央已经决定,对特区的基本政策不变,但有些政策要做一些小的调整,“从长远看还是要纳入到统一税制中来。”
  
  在刘仲藜的上述讲话发布两年半后,中央对特区进行了第一个“小的调整”。1998年3月,在国务院第四轮机构改革中,国务院特区办被撤销。在该机构原有的十项职能中,第二条为“调查研究广东、福建两省经济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以及改革开放,进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综合试验的情况,协调有关方面的工作关系,协调解决有关问题,及时总结经验。”当时的一篇评论认为,特区办的撤销,意味着经济特区的名存实亡。“虽然深圳仍以特区立身,但至少在中央政府的实际决策体系中,已经没有特区之位了。”
  
  1998年底,第二个调整到来。彼时,为了减少地方政府对中央货币政策的影响,央行对管理体制进行改革,在全国设立九个大分行,取代原来的省级分行。在这次改革中,金融业务规模比好几个大区行还大的深圳,级别被定为比大区行低一级的中心支行。而金融规模小于深圳的广州,被定为华南地区的大分行。这意味着,深圳很多的金融业务,都必须经过广州分行,而两者又明显存在着竞争关系。很多人感慨,在1997年发生的两件大事——邓小平去世和香港回归——以后,深圳在中央心目中的分量,已今非昔比。
  
  2002年11月,一篇名为《深圳,你被谁抛弃》的万字网文,点燃了多年来郁积在这座城市中的情绪,几天内的点击率迅速破万。作者呙中校通过分析深圳的经济数据和产业动向,得出了深圳不仅正在被中央抛弃,也在被该市发展必须仰赖的顶尖企业和高端人才抛弃。颇有对比意味的是,曾经以失意者形象出现的上海,成为这些优质资源一个主要的的流向。呙中校的文章说,经过数十年的发展积累,“上海在人才、市场和资金方面的优势日益显现,正成为各类金融机构进驻的热土”。
  
  在深圳的发展过程中,上海常常作为一个重要的参照系。一方面是因为两者在很多领域都存在着竞争关系,特别是双方都魂牵梦绕的区域金融中心;另一方面,两者发展的路径相似,都非常依赖于中央的特殊政策。
  
  在深圳为改革所困时,上海正迎来自己发展的黄金期。在这一过程中,中央在资源分配中的倾斜显而易见:1999年,上海举办了财富全球论坛,国家主席江泽民带领全球政商名流在黄浦江畔观看烟花表演的画面,成为这座城市最好的代言;2001年,上海又召开了APEC年会,江泽民与19国领导人一字排开,在上海科技馆宣读《APEC领导人宣言》的画面,也在中国加入WTO前夕,对这座城市做了弥足珍贵的宣传。深圳市政协委员、政经评论员金心异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时间,上海在全球熠熠闪光。在上海的华贵面前,深圳被扫为村姑。”
  
  与因改革而兴又为改革所困的深圳不同,上海在改革方面用力不多,这让它能心无旁骛地搞发展。在改革之路越走越窄的情况下,深圳的工作重点,也不得不从此前的“谋改革”,转向“促发展”。
 
  
  回归GDP
  
  事实上,深圳在特区成立后的经济增速一直很惊人。在80年代,其GDP增速只有一年没有达到30%,超出50%的有6年,最高增速为83.53%,平均增速达到了52.11%。90年代的前5年,其GDP平均增速为40.66%,90年代后5年,这一增速先是跌落30%,接着又跌破20%。2000年之后,GDP增速能超过20%的年份已不多,但有9个年份超过了15%。
  
  过去,人们倾向于将深圳经济高速发展的原因归结于改革。在改革遇阻之后,支撑经济发展的主要因素,换成了经济转型。2005年之后,这一特点变得越来越明显。
  
  事实上,自80年代初开始,转型就是除改革之外,深圳发展的另一条线索。只是它要么被淹没在对改革的推崇中,要么淹没在对改革的争论中。20多年后,人们发现它已经长成了参天大树。
  
  按照金心异的分析,深圳有三次比较明显的转型。第一次始于80年代中期,以劳动密集型企业的大量涌入为标志,让深圳从此前的以转口贸易为主,走向快速工业化;第二次始于90年代中期,以将高科技企业打造成深圳的支柱产业为标志,比广东推行的“腾笼换鸟”政策提前了十多年;第三次则与第二次相联系,以服务业的勃勃兴起为标志,将深圳推向服务业占据大半个江山的阶段。
  
  后两个转型,已经帮深圳塑造出让很多城市难望项背的经济结构。1991年,深圳市高新技术产值仅22.9亿元,占全市工业产值的比重为8.1%。到了1998年,这一产值已经达到655.18亿元,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已达35.44%。而到了2008年,全市高新技术产业产值已达8710.95亿元,在工业总产值中的占比已达53%,其中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产品的产值,达到了5148亿元,占全部高新技术产品产值的59.1%。
  
  2008年,深圳市全社会研发投入达到260多亿元,占GDP比重3.3%,在国内仅次于有大量中央研究机构和高等院校的北京。这一比例到2012年升至3.81%,到2014年又提高至4.02%。
  
  在这一背景下,深圳市涌现出了大量在国内甚至世界上都领先的企业,形成了相对完善的高科技产业集群。呙中校在2002年所说的“深圳被抛弃”,实际上不仅没有发生,企业还在不断集结。
  
  高科技产业的发展,让深圳在全国大中城市GDP排名中,已连续多年跻身全国前四,高于直辖市天津,且与第三名广州的差距总体上也在缩小。
  
  前述深圳市退休局级官员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深圳人现在非常看重GDP排名。2014年8月份,全国上半年的经济数据出炉,深圳在大中城市中排名第六。焦虑情绪立刻在这个城市蔓延开来。有知情者说,深圳市政府为此召开了专门的会议,研究对策,民间亦高度关注,“如何让深圳GDP重回前四”的帖子大量涌现。
  
  这与深圳的改革年代有着强烈的对比。深圳前市委书记李灏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央领导层多次讲,深圳就这么小一块地方,并不要求实现多少GDP、向中央上缴多少财政收入、创造多少出口外汇,重要的是为开放、改革探索,创造新经验。“特区不做好改革探索工作,无论搞了多少GDP,都不能说完成好了特区的任务。”对GDP的重视,让深圳回到了与中国其他城市相似的发展思路。
  
  除了GDP总量的排名外,深圳市近些年关心的另外一件事,是人均GDP。在这个更能体现经济增长质量的指标上,深圳已经连续多年位居副省级城市首位。从2013年开始,深圳在公布经济数据时,开始注重其在国际上的位次。在通报2013年的人均GDP时,深圳市统计局局长殷勇的表述是,“2013年深圳人均GDP为22113美元,超过台湾地区,逼近韩国”。对2014年这一数据的表述是,“2014年全市人均GDP达14.95万元,相当于2013年韩国水平。”
  
  一位受访学者认为,深圳的这一算法,意在提示自己的发达程度,已经可以和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提并论了。
  
  但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林江认为,深圳的人均GDP比肩发达国家和地区,并不能体现一个城市市民的富裕程度。“深圳作为经济特区,GDP中外资创造价值的占比很高,这部分价值深圳没办法享受到。”他同时对深圳对比的坐标提出异议,认为深圳作为一个城市,应该和国际城市对标,而韩国是一个国家,台湾是一个地区。“相比之下,深圳和首尔、釜山或者台北等城市进行对标的意义更大一些。”
 
  
  消失的动力
  
  《中国新闻周刊》通过数据分析还发现,居民人均收入在人均GDP中所占的比例,深圳比全国的水平要低。比如,2014年,从全国来说,居民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为43.1%,而深圳人均收入40948元,人均GDP14.95万元,前者占后者的比率为27.3%;2013年,全国人均居民收入在人均GDP中的比例为43.6%,而深圳为32%。从总体上来说,深圳的这一比例,要比全国的比例低10%左右。
  
  而财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深圳则比全国要高。2014年,全国的财政收入在GDP中的占比为22%,而深圳财政收入为5560亿元,GDP为1.6万亿,前者占后者的34.7%;2013年,全国的这一比例为22.7%,而深圳市为33%;2012年,全国为23%,深圳则为35%。
  
  对比这两组数据会发现,深圳在财政收入占比上比全国高出的幅度,与其在居民收入上减少的幅度大体相当。也就是说,在深圳的GDP分配中,政府从其中拿走的比例有些偏高,而居民分配的比例偏低。其中的政府部分,既包括深圳市政府,也包括中央和省级政府。分析人士认为,这表明深圳的分配制度改革,已经迫在眉睫。
  
  但深圳此时的改革,无论是纵比还是横比,已难见大的亮点。谋划多轮的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仍然在博弈中进展缓慢;社会领域的改革,虽然放宽了社会组织登记的条件,拓宽了政府购买服务的范围,但社会组织的注册率仍然偏低,从政府手中拿到购买服务的项目并非易事;虽然已经进行了多轮简政放权,但政府仍然掌握着大大小小的权力,与其学习对象香港相比,两者城市规模差不多,但香港连个“副特首”都没有,而深圳有6个副市长,整天还忙得不亦乐乎。
  
  深圳目前所推动的改革,要么是多年推而不动的“烂尾改革”,要么是对全局影响不大的“微改革”。虽然深圳市改革办每年都会列出几十个改革事项,但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今,深圳已经没有多少在全国冒尖的改革。2013年12月,深圳市第一块“农地”通过拍卖入市,曾在全国引发广泛关注,甚至被拿来与1987年的城市土地第一拍相提并论。但后来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澄清说,深圳所拍之地并非农地,而是已经被规划和用途管制确定为进入城市的地。
  
  虽然深圳在改革上已多年没有大的建树,但公众对其改革的期待仍在。在深圳发生的哪怕是很小的改革举动,都会引发关注,有时候还会产生过度解读。但无论对于中国还是深圳来说,改革的背景都发生了很大变化:从中央来说,多样化的改革需求和对改革的谨慎考量,正让改革不再寄希望于一城一地,而是在全国遍地开花。国家发改委的数据显示,从2005年上海浦东开始,到2014年6月,国家已经批准了12个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这些试验区选择的标准,因改革任务的多样化而变得多元化。这些任务包括:开发开放,如浦东新区;统筹城乡,如重庆、成都;“两型”社会建设,如长株潭城市群;新型工业化,如沈阳经济区;农业现代化,如黑龙江的两大平原,以及资源型经济的转型,如山西省。曾经集中央万千宠爱于一身的深圳,如今只是开发开放的其中一个试验区。从这个角度看,中央对深圳改革的预期已经改变了。
  
  而对于深圳来说,如今它的发展更多依赖的是创新,过去几十年培育出来的大型企业集群,加上当下不断涌现、成长迅速的小微企业,就足以保证其能创造在国内领先的GDP,似乎也没有必要非得纠缠于性价比难比以前的改革。
  
  但其实大家心里都清楚,有一项中国接下来必须走、而深圳又是优质人选的改革,需要选择合适的时机推进,就是政治制度创新。在过去的30多年中,深圳曾经多次埋下这样的种子,不论是80年代初蛇口的民主直选,还是90年代末大鹏镇“两推一选”选举镇长,都曾为中国的民主政治提供了鲜活的实践。论者认为,无论从经济发展水平、公民素质还是政府的管理水平看,深圳都是不可多得的候选城市。深圳是否能重回改革前线,关键在于主政者的政治勇气和智慧。★
     
        本文首发刊载于2015年4月16日发售的《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0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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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仇广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