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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服务精神是精英教育的核心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徐贲 2015-08-10 16:59:07 版权声明


专业人才是一些规范意识、集体荣誉、优秀标准意识都特别强的人,并能将这种意识扩展至一切公共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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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服务精神是精英教育的核心

 

  《中国新闻周刊》文/徐贲

  (美国加州圣玛利学院教授)


  不久前有一则北大与清华招生方争抢重庆考生刘楠枫的消息,刘楠枫以704分的成绩成为高考文史类“状元”,也成为炙手可热的大学新生人选。有人批评说,这是北大、清华在“炒作高考状元为自己做免费的广告”。其实,学校“做广告”还是其次,重要的是,这件事显示了一个关乎教育现状的要紧问题:中国的精英教育该往何处去?

  如今的大学,尤其是顶级大学,培养的是高端的专业人才。这样的专业人才应该是国家的精英。已故英国经济历史学家和伦理社会学家理查德·托尼(Richard Henry Tawney)是成人教育的重要推动者,他在《营利社会》(Acquisitive Society)一书中说,“专业人才是这样一群人,他们必须按照一定的规范认真工作,用以保证维护共同遵守的标准,维护集体成员的利益以及更好地服务公众”。

  也就是说,专业人才是一些规范意识、集体荣誉、优秀标准意识都特别强的人,并能将这种意识扩展至一切公共事务。印度裔美国记者法里德·扎卡里亚(Fareed Zakaria)在《自由的未来》(The Future of Freedom)一书中解释道,“20世纪大多数时间里,专业人才成为现代的贵族,拥有稳定的社会地位,关心国家福祉和更广阔的社会利益。他们和其他社会领袖承担起广泛的社会义务。”

  美国开国先贤汉密尔顿在《联邦论》中说,牧师、律师和教师们立场中立,因而可以成为不同业者和派系之间的“裁决者”。这样的专业人才传承的是英国士绅的传统,如扎卡里亚所说,他们“有身份地位、经济富裕的士绅参与政治、加入政府,并不盼望成为职业政治人物,华盛顿做完两任总统,坚持告老还乡,坚持农场主身份,是按照阶级本能行事”。

  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强调专业人士对于改造国家政治的作用,称政客为“一群靠政治吃饭的无业游民”,说他们“挂一个头衔,便腼然以全国主人翁自命,叫人怎么能对他生出信仰来?”专业人士如果自己不担任公职或成为政治人物,也可向权威说明真相、为公共辩论澄清讨论范围、作出价值判断和指出社会中的不公正和非正义。这些是专业人才更为常态的政治贡献。

  扎卡里亚批评美国今天的专业人才正在偏离这个传统,他说,“(专业人才)以前立场独立,能够促进社会总体的利益。可惜,今天专业人才扮演的功能只是过去同侪的落日余晖而已。”专业人才的社会责任和总体作用正呈衰落之势,有两个主要原因,一是工作市场的竞争使他们不得不作出迁就和妥协,二是政府和政治权力限制了他们在社会中发挥独立的影响和作用。但是,专业人才仍然因他们按规则和规范办事的职业特征而对社会价值的稳定发挥着其他阶层难以替代的作用。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仍然在支持和维持公共的负责精神。

  在中国,专业人才往往只是一些拥有某种“有用知识”而待价而沽的人。在许多专门行业(如教师、医生、会计师、媒体人士)职业伦理沦落的今天,更是很少有人会把专业人员与公共负责精神或社会义务联系到一起。这是专门职业的失败,更是大学对专门人才教育的失败。

  其实,真正的精英人才教育对学生责任感、负责精神和公共价值的强调应该超过单纯的学业成绩,更不会特别在意具有偶然性的考试成绩(刘楠枫自己就承认考得好是“运气”)。扎卡里亚指出,盎格鲁美国式精英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它涵盖了一些帮助美国社会结构稳定的价值,如“公平游戏规则、正直、自由以及新教的使命感。这些价值塑造了社会共同行动的准则”。

  接受这种教育的人未必个个都能成为有社会责任心的精英,用扎卡里亚的话来说,自然会有不少“愚蠢的废物……得到工作、升迁和其他各种特权,但是整体来说,(他们)身体力行学校教给他们的公共服务精神”。

  这也许正是精英教育的意义所在,它所涵盖的价值规范以及将其运用于公共生活的责任和义务代表着一个社会较高的(如果不是最高的)自我期许。扎卡里亚说,“当社会精英做到理想的标准时,他们受到人们景仰。当他们做不到时,会令人失望……只是当我们对居上位的有权有势者期待很少时,他们才很少让我们失望”。我们大学需要培养的,不正是那种能期待他们做到理想标准,并受到社会景仰的精英吗?

 

  本文首发刊载于《中国新闻周刊》总第7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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