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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的共识与自私的理性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李径宇 2015-12-25 15:09:22 版权声明


没有普遍道德作为依存的理性,是杀人的工具。可是道德都多元了,谁还能将它普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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盲目的共识与自私的理性

 

  文|李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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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春,钉子户横亘在2007年开端,像隐喻般,似乎要预示着什么,果然,她拉开了这一年里华人世界的影响力链条。逶迤拉长的链条,有无数个节点,每个节点处都站着一个在这一年里跳突出庸常人生轨迹的人。

  如果说中国的现代文明中龙依然算是图腾,那么这100个人的名单就产生了一条蜿蜒盘旋的龙的景象。如此,我们看到了一条亦正亦邪的龙,一条内涵虚妄而外表正义感咄咄逼人的龙,一条有些欢腾又有些气馁的龙。

  这是最好的龙,也是最坏的龙,它印证了这个时代,并给我们这些人打上烙印。

  到接近2007年年尾的时候,一只华南虎横空出世,有人说是纸老虎,有人说是真老虎,多颗人头为此下了赌注。一只虎,官员看见政绩风险,媒体看见新闻环生,学者看见制度建设,草民看见好戏连台,虎成为我们社会的介质,声音从它身上飕飕的过去。中国人患上了集体癔病,病因是:虚火;症状为:过度解读。

  就这样,在2007年,中国成语“生龙活虎”,不期然间有了另外一种社会解读,变成了焦龙妄虎——显然,这种说法过于倚重于隐喻手法。同样的影响力人物排行,每个人看到的现象是不同的,生活在今天的中国,人人都是意见分子,人人都是话痨子。除非政务部门会对一些敏感信息“统一口径”外,没有人再敢徒劳的要求语言高度统一了。

 

  学者意义的民主和普通人的生活

  语境分化的背后,实际上是中国人自我处境的分化。

  虽然说,改革30年来,中国社会一直在分化,而从前通则的加速崩溃和相互证伪,在这个年异彩纷呈又疑云阵阵。在分化中重组,在节退中回归,那些重组的和回归的又继续开始下一轮的裂变和异化,学界一直用“多元”来描述这个历史阶段,或者用“转型期”来归纳诸多情状。然久而久之,这样的描述和归纳本身已经成了形而上的搪塞,一切都可以往里筐,所谓理论界在此时鲜有新的建树。

  在学界,继去年的“改革”论争后,今年最大争鸣是关于“民主”,作为导火索的学者俞可平似乎成为某种声音的代述者。各方学者纷纷卷入其中。

  其实,学者意义的民主和普通人的生活毕竟太远,对一般人来说,民主没有比赚多点钱更急迫更实在。在一切向经济的社会里,民主道德等非物质来由的东西都显得动力不足,力不从心。

  也有人说,关于“民主”的争鸣是有价值的,它表明自上世纪90年代市场文化日益将人文精神边缘化之后,中国的人文学者这两年逐渐缓过劲来了,他们的论争本身就是一种人文精神的回归。

  退一步讲,争鸣的过程起码可以对关心中国社会的小知识分子们进行一次启蒙和普及,不要让他们人云亦云,整天喊民主而不知道民主是个什么东西。

  如果这是民主争鸣的意外收获的话,也算是值得肯定的。对于民主,在中国最大的悲剧是找不到它的敌人,朝野上下都在谈民主,民主在这么多年来的大众语境里完全成为了一种显性共识,虽然许多人对它的理解是不一样的。而这个时候,谁敢旗帜鲜明地称自己反对民主,那他就是逆潮流而动,是公敌。所以在一定程度上,民主成为强势话语。

 

  遭到挑战的普世价值如何重建

  然而,强势民主大行其道的时候,将更深刻的东西或者说更普世的价值,比如自由、平等、正义、慈善,有点湮没无光的意思了,这一年里,当我们重读宪法,多次拜读中共十七大报告,会发现其实执政党和国家一直在推行这些价值。而在现实生活中,市场文化以及二元体系等的交织之间,导致的结果还用那句最俗的话说就是“价值多元化”——似乎多元化真的有一言以蔽之的功效——价值共识可以丢在一边,完全可以容忍,普世的东西只剩下钱,一切都可以记入成本和利润核算,价值变成价格。

  因为将普世价值价格化,造成了许多误解。当2007年里发生了几起关于慈善的社会事件后,立刻触动了一部分人敏感的神经。一是针对富人慈善,有人成见为先地质疑其钱财的正当性和慈善动机的纯洁性,如此狠狠打击了慈善行为本身。但是,富人不做慈善,谁能做?因为仇富而殃及慈善,是这一年里最蠢的事情之一;二是对受捐助者成了“白眼狼”的争论,慈善行为就是为了求得感恩戴德的功利化世俗想法,让好心人和受助者彼此很受伤;三是,慈善活动能不能有起码的赢利性和策划性,民粹主义当然认为坚决不允许,但若不这样,谁愿意一直做慈善,谁有能力永远做慈善;四是,慈善能不能交给民间来办,让慈善回归本来位置,而不是政府统管。

  诸如此类的争论,说明某些普世价值或道德在当今社会现实的实践中,一时难以理喻。

  将道德交给市场后,法律在中国社会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更重要。法律本身就是道德的底线,人与人的道德严重不对称和不认同的情况下,只能退而用法律勾兑。所以,当年底一个叫肖志军的丈夫因为不在手术通知书上签字,导致妻子死在医院里的悲剧发生后,公众又在讨论究竟是优先“救死扶伤”的道德呢,还是优先于家属签字的法律。这次口水仗打得好不糊涂,好不凄凉。最后大家基本认为,在现有医患关系恶化,彼此严重不信任的情况下,还是扔掉道德判断吧。

  得出这样的结论,显然是基于现实考究的理性判断,而已经无力顾及到人的生存尊严。这几年来,“理性”成为各种话语派别里的另一个显性共识,但可惜的是,各种理性都过于强求结果的唯一性,好像理性的过程就是逻辑推理的过程,理性的结果就只能是一个,所以,即使是真的理性,也在众多初衷的摆布下不得不为争取正当理性或者权威理性而内讧或打仗,如此,理性不仅是一个伪共识,而且没有关照到温情脉脉的人间往来。

  极度的理性很容易导致自私,比如这几年在知识分子和中产人士中间一直比较强势的话语“公民社会”,就被很多人过分地把其中的公民解读为完全理性的自利的人,所以倡导对私有权利要争取,对自己的得失要理性判断,对可能有的破坏要回避和改良,如此,公民的公共精神在无意间被淡化,公民成为“权利自由主义者”。

  每个个体都理性了,都没有冲动了,我们的社会运转起来确实会变得非常的高效率,很快就能实现超英赶美了,但是,这个时候人已经变成了机器——可能是法律的机器,不谈道德;可能是婚姻的机器,不谈爱情;可能是学习的机器,不谈修养;可能是工作的机器,只谈利润。

  显然,没有普遍道德作为依存的理性,是杀人的工具。可是道德都多元了,谁还能将它普世呢。谁能说服别人,让别人相信这个道德你一定会尊从,谁能扫清别人出于戒备和自我保护的不道德。最关键的是,谁能告诉大家,这个道德师出有名,是永恒的价值取向呢。

  在中国社会,道德成为了应时而变的为人处世的入世法则,没有人能断言它的原教旨主义的恒定性。如此,人人自利的市场文化下,道德必然会就低不就高。

  什么是在人的精神层面可以坚信为恒定的东西呢?其实只有信仰。所以,理性离不开道德,而道德要建立在某种信仰之上才能具备普世价值。理性可以多元,但基本的道德一直多元下去的话,社会乱象就永无止境,排出100个人,你会发现每个人的所做所为都大相径庭,这很正常,但你发现他们所持有的基本价值和道德都五花八门的时候,做何感想?

 

  素朴的回归和刹那的温暖

  因为有传媒的放大作用,拜网络媒介的大众化之功,使得这一年里,许多普通人作为网民和耀眼的公众人物一样成为新闻人物。看一看这一年里100个产生过关注点的新闻人物,他们在不同的层面以相当可观的程度加速和增量了我们社会的多元化。

  今年的多元化体现在各个方面,比如,单就文学产品而言,我们就能看到一幅光怪陆离的地图,有以《鬼吹灯》为代表的盗墓派,有以萧鼎为代表的魔幻派,有以闫红为代表的误读派,有以步非烟为代表的新武侠派,有以当年明月为代表的“那些事”派,还有众多女白领们热烈追捧的穿越派。不管是不是出于图书公司的撺掇,这些新的写作流至少打破了以往单一的文学界的沉闷。

  中国文化中协和万方的传统能力,在此刻被瓦解殆尽,无疑在现阶段是进步,但共识失语导致的混乱也成为不争的现实。

  事实上,对于价值共识的焦虑,已经成为一种公众情绪,在2007年里,这种焦虑也部分的以“回归”的方式体现出来。有那么几件事情可以作为注脚:一是,持续高温几年的电视台“选秀”类节目集体缴械,即使广电总局不叫停,趴在电视前为选秀发短信的人也已经走掉了一多半,这直接诱发了选秀节目为了媚俗而低俗化,而这更加引起了观众的抵触和厌恶。二是,与此同时,以电视剧《士兵突击》、《金婚》等的火暴而引发了大规模的关于人生和婚姻意义的反思,尤其是《士兵突击》,形成了2007年的文化低烧现象,播出半年多后,这种低烧惹得主流媒体高调介入,而成为高烧事件。同时,一部老调重提的电视剧《奋斗》,也竟然被许多新生代年轻人看进去了,习惯了网络语言,对传统价值不屑的许多年轻人,开始严肃的思考人生了,开始为意义焦虑了;三是,网民们对于诸如南京的扶老人扶出纠纷的彭宇、办寻子网站的秦艳友夫妇等人旗帜鲜明的支持。

  从一些迹象可以说,虽然多有道德歧见,但人们内心里都在渴望一些美好品质的回归,因而这一年,许多温暖的东西一次次冲向了人们的胸腔,使得一些质地素朴的文化作品也同样会获得公众的共鸣,比如一本叫做《山楂树之恋》的小说和曹乃谦的《到黑夜想你没办法》,比如电影《爱情的牙齿》和冯小刚《集结号》的某些片段。

  在现代化的高速运转中,人们无暇整理情绪,个体情绪很容易弥漫成公共情绪,然而即使是温暖的情绪往往也稍纵即逝。时光已经流走了,人不能还留在原地。

  能够将这些温暖留住的,并最终能将它变成公共理想的,其实还只能有赖于一些共识价值的普世化,所以,不管一年下来,有多少众说纷纭,我们最应该珍视的是那些重叠的共鸣和共识,不管每个人的生活方式如何形态各异,还是应该按某种秩序将个体的激情焕化成我们社会里健康的创造力。

  威廉.詹姆斯的一句话很有深意:没有个人的激情,共同体不过是一潭死水;没有共同体的共鸣,个人的激情终将消退寂灭。

  当“我们”作为集体被瓦解,你成了你,我成了我,当人与人都习惯性的用“多元化”来缓解对于人生意义的焦虑时,其实不应该忘记要寻找和构建承载彼此已有共识的“他者”,然后向他者看齐。孔子说“见贤思齐”,在彼此不信服的时候,他者就是我们时代的贤者,可以当作集大善的群体表达平台。当然,以目下的趋势,普遍意义的他者正在丧失可能,也没有必要,人们完全可以按照兴趣组合或者利益立场寻找偏向自己的他者。在此时,个体的选择优先权依然不能被泯灭。

  从体味共鸣的角度讲,面对横陈在面前的这100个人的名单时,我们自然会发现,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是钉子户,每个人都是周正龙,每个人都是黑窑工,每个人都是亿元中奖人,每个人心中都有林妹妹。

  如果不打算形成任何基本的共识,那我们所经历的这一年,对每个人来说,是一个人的虎,一个人的龙(虫),一个人的民主,一个人的钉子户,一个人的回归,一个人的认识,一个人的意义,如此,不是在人群中爆发,就是在一个人死去,没有人会因为你的活着或者死去投去真诚的一瞥。

  悲观点讲,回顾这一年,许多人更多的时间都是一个人度过的,我们在社会的热闹里假想着能够得到别人的共识,自己却无动于衷,碌碌无为。

 

  (作者系《中国新闻周刊》总编辑)

 

  本文首发刊载于《新世纪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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