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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解说”的医患分歧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安然 2014-09-17 15:38:14 版权声明


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不可能让普通人像医生一样完全冷静、理性地看待一项医疗措施。如果医患双方不能消除认知差异,并就诊治措施达成一致,就会为医患冲突的发生埋下隐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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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标题:“疾病解说”的医患分歧
 

  文/安然

  (本刊主笔,北京大学医学科学硕士,哈佛大学尼曼访问学者)

  (声明:本文原载于676期《中国新闻周刊》,转载请注明出处)
 

  在危重病人抢救中,气管切开是一项常见的紧急措施,医生需要根据患者的病情,迅速决定是否需要进行气管切开。然而,患者家属则可能拒绝医生的建议。一位患儿家长不同意对自己的孩子施行气管切开,他的理由是“我心疼孩子,这个我绝对接受不了”“不行,我害怕,我会做噩梦的”。

  气管切开术是一种有明确目的、操作规范和适用范围的治疗手段。在医学上,气管、喉部只是人体的一个器官;而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喉咙(气管)是生命的关键通道,而且具有文化上的象征意义——切开这个部位,不免令人联想到“见血封喉”之类的感性描述。

  社会文化心理的影响不可能让普通人像医生一样完全冷静、理性地看待一项医疗措施。然而,如果医患双方不能消除认知的差异,并就诊治措施达成一致,就会为医患冲突的发生埋下隐患。

  医院不仅是治病救人的场所,也是不同的疾病认知观念激烈碰撞的地方。现代医学的疾病观念体系和普通人多样化的疾病认知框架,几乎无时无刻不在医患互动过程中暗战。

  一项认知人类学研究认为,患者对疾病认知的基本模式包括自身对病痛的体验、求医经历、家庭影响、社会文化、民间疾病观念、对生物医学的想象等因素。这些因素一起构成了他们对疾病的判断和对诊治的预期。

  然而作为医生一方,这些经过了系统的现代医学教育,并积累了长期临床经验的专业人员,他们对疾病的认知排除了个人和社会文化的因素,在医患互动中占据绝对主动权,并保持着手术刀般的冷静和深刻。而这种理性即使是正确的,也可能被处于病痛之中的患者视为冷漠、麻木。

  医学既是一个专门学科,又和每个人切身相关,这是任何其他专业都没有的特点,这一特点也决定了医患双方共同完成的诊疗过程,必然是一种思维的博弈。

  很多人都相信“久病成良医”这句话。然而在医生看来,这句话有某种程度的误导性。就在一桩杀医案发生之后,一位资深医生感慨说:医生和患者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这是事实,但是危急中的病人不可能边学习医疗知识边和医生进行“公平交易”。医患关系应该是一种信托关系——信任并且托付。从医生的角度来讲,在诊疗过程中他的利益与患者是一致的——共同的目的就是治好病。

  美国作家裘帕·拉希莉写过一本名为《疾病解说者》的书。一位医生在读过这本书后说,“疾病的确是需要解说的,但是我要做的重点,不是把疾病的知识讲给你听,而是在交流过程中,能够使解说者和倾听者达到逻辑路径的一致,这样才能提高医患之间的信任度和治疗的依从性。”

  在法律上,医生和病人是平等的,然而事实上又是不平等的——医患双方在占有医学知识上的不平等是客观存在的。重要的不是消除这种不平等,而是调和双方的认知差距。

  例如,对于医疗技术的局限性很多病人就不能客观地看待。临床上经常会遇到这种情况:尽管采用了各种现代化的检查,而且经过多级医生诊断,一些病人最后仍得不到确切诊断,只能冠以发热、咯血、腹痛“原因待查”等;有的病人经过数周、数月乃至于直到治愈,仍未能确诊;有的病人甚至死后做尸体解剖,也不能得出确切结论,这意味着在对某些疾病的诊断上,现代医学仍处于束手无策的境地。

  同样,许多病人渴望医护人员能够妙手回春。而如果情况不如自己所预期的那样,就会提出质疑,“花了那么多钱,病怎么越治越重?”“病人是站着进来的, 最后是躺着出去的!”

  如果说,对疾病认知的差距是医患分歧的起点的话,那么,在临床诊疗过程中,如何才能最大限度的消除这种差距呢?

  一项有关“病人是否在就诊时把想讲出来的话讲出来”的调查显示,35名病人中,只有4人在就诊时讲出了本来想讲的话。显然,作为信息不对称的双方,强势一方的医生应该负有更多的责任。同时,病人应该主动与医生保持良好沟通,沟通的重点就是使医患双方达到认知逻辑的一致,而医生应该有鼓励这种做法的诚意和技巧。

       医生也有医生的牢骚。在一个私下场合,一位医生朋友说,“老百姓只想碰到好医生,可是,你是一个好病人吗?”


编辑:仇广宇




2017-01-09

第78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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